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
后来我一问刘工他说我们的管理都很严格的，那个叫刘工的设计师帮我设计的时候，还有每个星期的周会，营销员都会有一个月会的，他的设计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施工主管，佛山，每个月设计师，他们公司很大在南山区那边有一万一千多平米的产业园。他们的工程很正规的，有一次刚好去到他们的公司，他们的施工主管在开月会。看他们公司有那么大所以我就选择了他，我去年有一家房就是浩天装饰做的。我相信浩天接下来会越做越大的。就是这样我就选择了浩天。一些细节设计的非常好还有颜色的搭配。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真的太完美了，他们公司的设计都厉害，跟别的公司区别真的很大，中山，我还听他们的业务员说他们在深圳有9家公司，听说工人都是培训出来的，还有他们用的油漆是没有味道的，一些细节处理的非常好，惠州都有他们分公司，后来的工程也令我非常的满意。管理也很严格浩天装饰挺好的到赣州火车站坐115路公交车，上车叫乘务员还是司机到泓泰提醒你下车。过了巴德士就快到泓泰了，泓泰过了是家具城红绿灯…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深圳洪涛装饰产业园效果图
同济人装饰设计
装修的还不错;>.;比起小的装修公司我觉得大公司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查看原帖我家的房子就是同济经典装修的,当时是他们的赵经理负责的瓷砖铺设不平 卫生间瓷砖和地漏的高度是相反的6烂的不能再烂的子装修公司优点：1：1.阳台晒衣架* 3个月就开始损坏了9.老板人很客气缺点.有线电视位置不对 没法看有线电视12.插座有很多根本无法使用.事后维修多次都不能修好11，插座不能插 部分安装的位置不对10.施工人员我除了白痴找不到其他恰当的词来形容了 施工既没又没蓝图 也没示意图4。变电箱里面有铜线露出了5.灯具线路到1年就坏了8.使用材料偷工减料 空气开关约定好是使用梅兰日兰牌 实际给我使用山寨牌子7. 马桶安装了3次都是装歪的.整个房间装修不经过设计胡乱装修3.欺老*老妈 不给签装修合同2.墙壁颜色不是我指定的颜色 而且我怀疑涂料也不对综合 他们是火星上来的吧我说这家是中原的同济居家装饰包头路上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怎么样 大家当心 这家公司真的让人很不放心的说比较几家具体网查查看啊像建邦错口碑自看看希望用就会发现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建议公司录用新员工的时候本人已工作八年，才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被自己愚蠢的拒绝了，新员工给公司钱才让过来上班。没事的时候看看《当幸福来敲门》。这样员工才会感恩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同济人装饰设计效果图
北京科维装饰
北京智科装饰北京中建科装饰北京中南银科装饰北京紫科装饰科北京装饰北京昂科威外装饰北京道科装饰北京德科装饰北京顶科装饰北京海科装饰北京毫米装饰和万科北京鸿宝装饰万科北京鸿装饰万科北京汇科装饰北京建科装饰北京緑科装饰北京科奥装饰北京科宝装饰北京科创艺墅装饰北京科创装饰油漆壁贴创造、风景墻面一旦贴上壁纸，想撕下换刷油漆，就不是那麽简单了。建议新屋装修尽量以油漆取代壁纸，挑沙发或床头后方当主墻，刷上同色系但色阶较深者，并选壁贴样式凸显设计风格。不仅变化性高且易更换，油漆壁贴仅花几百元就能DIY创造风景，何乐而不为?北京万科精装修装饰技巧第1招 油漆壁贴创造风景墻面一旦贴上壁纸，想撕下换刷油漆，就不是那麽简单了。建议新屋装修尽量以油漆取代壁纸，挑沙发或床头后方当主墻，刷上同色系但色阶较深者，并选壁贴样式凸显设计风格。不仅变化性高且易更换，油漆壁贴仅花几百元就能DIY创造
工运事业的全称是什么
林森(1867～1943) 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南京国民。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1867年3月16日(清同治六年二月十一)出生于商人家庭。1877年入培元学校读书，1881年入英华书院读书。 1884年赴台北电报局工作，后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1899年返归闽侯。1902年考入上海江海关工作，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与林述庆等在上海和闽侯组织学生会和学生分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调往九江关任职，曾与吴铁城等创办商团，并进行革命宣传。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九江军民政长，曾受派赴上海、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席会议。1912年中华成立，当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后因反对和参议院北迁而辞职，于同年秋回福建设立国民党支部。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林森任参议院委员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在东京加入以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并于翌年春前往美国旧金山，任国民维持会会长，不久又当选为国民党美洲总支部长，努力为筹集讨袁资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复开，林森自美回北京与会，曾加入“商榷会”中的激进派“丙辰俱乐部”。1917年运动开始，他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为军大元帅，林一度任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后又被选为国会非常会议议长。他始终支持反对西南军阀的斗争，1921年曾主持非常会议举力非常大总统。1922年11月接任福建省省长，但很快辞去。1923年7月改任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1924年1月，国民党实行改组，林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不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逝世后，即与邹鲁、谢持等召开西山会议，林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后，林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928～1931年，历任国民委员、立法院副院长、院长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12月代理国民。不久，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为国民，仅为国家元首，并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937年战争爆发后，国民迁往重庆，林于11月入川。1943年5月因车祸受伤，8月1日逝世。向忠发又名向仲发，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年幼失学，14岁进湖北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工，随后又相继当过造币厂的工人、江汉轮船上的水手和码头工、杂役工。1912年，他到汉冶萍煤矿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1922年，他加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同年加入党，先后任汉阳铁厂工会副委员长、汉冶萍公司工会副委员长。1923年2月，他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大，在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残酷、白色恐怖笼罩湖北的严峻形势下，他与在武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项英和林育南取得联系，以轮驳工的身份出面掩护帮助一批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转入地下。由于工作颇有成就，向忠发名声大振，在武汉地区的党员特别是在码头工人中较有影响。1923年3月，他被推选为武汉区委执委会委员。6月，作为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冲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向忠发经常深入工厂、工人家庭，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工运骨干队伍。同年底，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积极参加国共两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一面继续在轮船上任职以维持生活。1926年初，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向忠发等广泛发动船工并组织起来，用轮驳在长江中架起浮桥，使北伐军通过浮桥顺利过江。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向忠发又担任了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区委执委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等职。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文化知识，他开始补习文化。从此，他告别了工作十余年的轮驳船，开始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冲向忠发参加了会议，并得到中央陈独秀的赏识，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他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武汉大街小巷到处是“捉拿向忠发”的标语，向忠发便离开武汉到上海。“八七会议”上，在向忠发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经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直接提名，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调到中央参加领导工作。1927年10月，党派向忠发、李震瀛率工农代表团和学生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之后留苏数月。1928年2月，向忠发出席了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国际执委会和团的委员。他同李震瀛与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联合起草了《国际关于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得大会通过。冲1928年3、4月间，向忠发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会后又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了一段时间。1928年6、7月在“六大”期间，向忠发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团成员，是大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是会议设立的职工运动、湖北问题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先后作了关于国际第九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情况和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亲临“六大”作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他的报告中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许多与会代表认为陈独秀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领导都使革命遭受到惨痛失败或严重挫折，革命要由工人领导才能胜利。由于向忠发出身工人，又长期从事工运的领导工作，而且在“六大”之前，就已是由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因此他便成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人选。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和政治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常委、兼中央常委会，不久，改称。1928年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但缺乏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完全成了一个挂名的。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1930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受到了批评。会上向忠发见风转舵，转而拥护对李立三路线的批评，未受任何处分，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的工作。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认为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很瞧不起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从此向忠发开始走下坡路，和大革命时期相比判若两人。在政治上一方面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革命意志逐渐消沉，日益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实际。在个人生活上日益贪图安逸，追求吃喝玩乐。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村妇女刘秀英为妻。1928年底，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经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与妻儿在沪团聚。1年后又与妻儿分居，他以古董商人为掩护，与青年女子杨秀贞在善钟路附近的一栋楼房里同居，他整日沉缅于追求个人生活的享受之中，甚至到了贪污党中央活动经费以中饱私囊的地步。顾顺章叛变后，中央通知向忠发转移，他提出和杨秀贞见一面。中央同意后并要求他当天返回，可他却住在了那里。第二天早晨当他准备离开，去附近静安寺一家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那会计为得到一笔赏金，便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于是向忠发被蜂拥而来的特务逮捕，被押往善钟路巡捕房。党中央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很快得到消息——他已经叛变了。向忠发叛变后，无耻地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住所(顾顺章被捕后，中央将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一个新旅馆里居住)，致使陈和杨秀贞一起被捕。同时，特务在向忠发的引带下，搜查了、瞿秋白的住处，幸好周、瞿早已撤离。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冲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当即电告南京，适逢蒋已去庐山，电报再转到庐山。蒋接电后即批复：“就地枪决。”后来，蒋又收到熊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便批复：“暂缓处决。”而熊式辉这时已按批复的第一封电报，于6月24日将向忠发枪决了。行刑时，向忠发竟作揖下跪求饶，但是敌人并没有怜悯他。此后，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阴历四月初九（阳历5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民家庭。金寨县成为鄂豫皖苏区后，王明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父亲在六安、霍山县当过干部，母亲做过妇女工作，大妹妹陈觉民当过商城县妇委秘书，小妹妹陈映民当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弟弟陈绍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到了延安。王明是全家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他幼时聪明伶俐，读过七八年私塾，9岁开始写诗，深得老师赞赏。1919年入固始县志诚小学读书。在这里曾受过进步教师詹谷堂（后为党员）的影响。1920年夏，王明考入朱蕴山等人创办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五四运动后，朱蕴山买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主义ABC》等带到学校，王明班级的国文老师钱杏（阿英）公开在课堂上宣讲十月革命，介绍、高尔基、陈独秀等人，都对王明的成长起了一定的作用。王明在班级里是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参加过、反对省议会贿选等进步活动。1924年夏，王明在三农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其间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宣传革命运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1925年作为商大学生代表，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同年夏天加入党。 在莫斯科留学备受米夫器重 成立于1925年9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孙逸仙劳动大学），是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由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学员。1925年11月28日，王明与俞秀松、马骏、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潘自力、张琴秋等60余人到了莫斯科。第一期学员中还有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国民党保送的学员。 对王明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巴维尔·米夫，当时是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王明在俄文班学习时与米夫还是一般的认识。中山大学开学后，学生中的党员成立了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书记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即1926年回国后叛变投敌的叶青）。任卓宣的官僚家长作风和对学生的种种限制，引起大多数同学的不满，能言善辩的王明与任卓宣辩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得到大家的拥护。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会（当时称学生公社）改选时，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可以说是出人头地。1927年1月，米夫以苏联党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挑选王明做他的翻译。从此，他与米夫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于3月到广州，然后到上海、武汉。这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第五次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米夫参加了这次，王明也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大会。大会闭幕后，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当时蔡和森兼任宣传部长。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主编是瞿秋白）。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陪同米夫在武汉与陈独秀长谈过一次。武汉“七·一五”后，他随同米夫于八月初回到莫斯科。这时，中山大学校长拉迪克去世，米夫当上了中大校长，不久又任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从此备受米夫器重。1927年以后，国际和联共中央想培养一批俯首听命于国际的领导人，王明自然成为首选人物。他以米夫为靠山，在中山大学内俨然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拉拢一部分人搞宗派活动，先是制造出“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俞秀松等同志。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王明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大会，获得发言权。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把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成员”诬陷为“托派分子”。以后又以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名义，给一些工人出身的中大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给对王明和中大支部局的工作表示不满的团支部的一些人扣上“先锋主义派”的帽子，并且把矛头指向驻国际代表瞿秋白。王明的宗派活动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这是在苏联党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在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四年，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也深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党和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 回国两年半，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9年春，王明被派回国内，3月上旬到达上海。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秘书长恽代英等，按照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先去基层锻炼的惯例，把王明分配到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又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并兼《红旗》报通讯员，在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工作。王明认为对他的安排是大材小用，工作不那么积极。但这期间王明的意外收获是，与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回国后在沪东区委妇委工作的孟庆树谈上了恋爱。1929年10月，王明被调到李立三任部长的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善于耍笔杆的王明，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天天埋头在亭子间里看材料、写文章，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月不到半年内，先后在《红旗》报和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37篇时事文章。王明的理论基础是在苏联打造的，免不了受“左”的影响，回国后又受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时期王明发表的文章，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派统治，反对军阀混战，支持工人阶级斗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王明对苏联和国际的指示是唯命是从的，所以他的文章有时阐述一些正确的观点，有时又散布一些脱离国情的左倾理论。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参加一次秘密时，被巡捕房逮捕，2月18日获释。这期间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为了急于出狱，买通一个看守，去党的秘密机关送信要钱，虽然党的机关没有因此遭到损失，但王明这种做法违反了党的纪律，因此出狱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中有人据此说王明是叛徒，是不能成立的。 王明出狱后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主要工作是编辑《劳动》三日刊和写文章。过了几个月，王明又重回部任秘书。这时李立三是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李立三狂热宣传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气氛中，王明是一个积极的吹鼓手。他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观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来源于国际，但王明对国际决议是照抄照搬，对马列原著引经据典，不变动一字一句；而李立三则不大拘于照本宣科，还有些他自己的发挥，因此两人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王明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比李立三还左。当时，以何孟雄为代表，得到林育南、李求实等支持的一些同志起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对在李立三主持下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王明的观点与何孟雄的观点是有区别的，但他联络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利用何孟雄等反对李立三的契机，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与李立三等人争辩起来。李立三对王明等的突然袭击十分恼火，给王明等扣上“小组织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帽子，并撤销了王明的部秘书职务，王明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8月，国际派瞿秋白、回国，于9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后离开了岗位。开始，国际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说成路线错误，三中全会也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王明等开始也表示同意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后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沈等，把1930年10月国际给中央一封信的内容透露给了王明，这封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对三中全会有不满的表示。王明预先得知这一信息后，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与博古联名于11月13日、17日连续给中央写信，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混合物”。接着，王明又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大作，王明上台后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印过第一版，1932年3月在莫斯科印了第二版，更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把李立三的左倾当成右倾批，硬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批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完全抹煞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指责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并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革命问题一系列基本政策和策略上的左倾理论。他在许多问题上比李立三的观点更左。例如，他认为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否定“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王明和李立三一样，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准备总同盟以至武装起义，当作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他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埋怨到1930年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成为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 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不过，在反对国民党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同党的纲领还是一致的。尽管王明把“立三路线”归结为“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把王明的小册子说成是的或的本质。而且还应该看到，王明的基本观点都来源于当时的苏联和国际。 1930年12月中旬，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他不先找人瞿秋白等谈话，而是先接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为王明撑腰打气，把王明树为“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英雄。在米夫操纵下，中央首先在1930年12月12日作出决议，取消李立三掌权时给王明的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取消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12月25日又任命王明为管辖上海和苏、浙、皖等几省的江南省委书记。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发动批判了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拉拢了当时戴着头衔的向忠发，争取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并且违反党的纪律，确定王明、博古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四中全会，而且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利，同时又不让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米夫限定只开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米夫在会上把王明吹捧了一番，并且宣布了一个国际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原来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一下子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际远东局还提议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但未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张国焘。米夫在住了半年，这期间，中央的大政方针，主要按米夫的意见决定，王明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发生了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和6月中央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件。1931年10月18日，王明同孟庆树等离开上海，乘船去苏联，担任驻国际的代表。12月上旬，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中央常委，此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