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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崇祯却是自己一个？
两口子过日子，有的能相濡以沫，以致生死相守；有的则恩断义绝、甚至贸首之雠。
最初相恋相知，接着相爱相杀，最后，或待之以初心、或弃之如敝履。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两个人之间的浪漫关系？
这是一门关于关系的学问。
而政治的本质，恰恰就是关系。
所以，明朝皇帝与宋朝皇帝的不同命运，完全可以从关系的角度，来探究一番背后的原因。
崇祯上吊之后，李自成将其尸首置于东华门外。而明朝大臣的反映则是：
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崖山战败后，宰相陆秀夫背着九岁的小皇帝赵昺，共赴波涛。
即负宋主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
明朝皇帝自缢殉国，大臣们睥睨过之；宋朝皇帝跳海殉国，“尸浮海上者十馀万人”。
那么，到底是皇帝出了问题，还是大臣出了问题？
通过大规模的统计调查，科学家将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归类为三个大类指标，分别是：另一半的个人因素、你自己的个人因素、以及两个人在关系中的行为模式。
这三个大类指标，对于夫妻关系的影响强度，分别是5%、19%和45%。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对方的因素，小于你的因素，小于彼此在关系中的行为模式。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关系，都是构建出来的。你的另一半是什么人，最不重要；你自己是个什么人，比较重要；你与另一半在关系中的行为模式，最为重要。
明朝皇帝和宋朝皇帝，都是汉人。而大臣们，也同样是科举士大夫群体。
所以，涉及不到君臣之间的民族差异问题。像元朝皇帝那样，我就要用蒙古贵族；像清朝皇帝那样，我就要用八旗子弟。在明朝和宋朝，没有这样的问题。
于是，皇帝作为主体的个人因素，大臣作为客体的另一半的因素，完全可以忽略。而且，这两个因素，本来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二者在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宋朝君臣之间的行为模式，与明朝君臣之间的行为模式，完全就大相径庭了。
这种大相径庭，直接导致宋朝君臣和明朝君臣的两种关系生态。不用看别的，就看皇帝是怎么杀大臣的，就能洞见这种区别。
宋朝皇帝，从赵匡胤开始，基本上都能够与大臣们和平相处。比较硬的史料证据，就是《宋史》中的记载：
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艺祖，是太祖或高祖的统称，在宋朝则指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将誓约藏于太庙、传于后世的赵家皇帝，要求这些人不得杀害大臣及上书劝谏的言官。
那么，宋朝皇帝到底杀不杀大臣呢？
可以说，连赵匡胤都没有做到。《宋史》太祖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大臣的案例，就有十三个。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也杀了十个左右。这些被杀的大臣，主要原因是贪赃枉法，但并非没有被滥杀的。可见，大宋刑律要比太祖誓曰更有效力。
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宋朝皇帝算是历代皇帝中最不滥杀的。你对比一下汉武帝，就能知道：
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
见新秦中千里之地没有修建亭徼防御设施，汉武帝当即就怒了。根本没等回到长安，也不搞什么廷尉定谳，直接在路上下令：诛北地太守以下。这才是真的滥杀，想杀就杀，而且要杀就不会杀一个。
比之汉武帝，宋朝的太祖和太宗要好的多。而到了真宗朝，这种杀大臣的情况就鲜有记载。而宋仁宗一朝，则可谓零弃市，杀可能还会杀，但闹市砍脑袋的手段，就不用了。
宋朝皇帝，与大臣之间，也有，当让也有对不起大臣的例子。但主要集中在武将层面，比如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狄青算是自己气不过，抑郁而终了。岳飞则是被冤杀的，但没有被灭族，因为后世还有子嗣。
而对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宋朝皇帝已经不是容忍了，简直就是纵容。蔡京当宰相，搞得汴梁被围，宋徽宗不得不辞职让位。但是，蔡京是个什么结果？前面还在打仗，自己就已经举家南迁了。后来，太学生们实在气不过，聚众劝谏宋钦宗必须处置蔡京。但宋钦宗也仅是将蔡京贬官、将其子嗣流放。
这是宋朝皇帝，接下来再看明朝皇帝是个什么操作：
朱元璋和朱棣这父子俩，论其杀大臣来，当真是虎父无犬子。
朱元璋，基本上是以搞专案的形式，来消灭开国功勋和有功将士。蓝玉一案，株连屠戮者就达1.5万人。
朱棣因为起家，所以杀气大臣来也不让其父。最低限度，朱棣也得先把建文帝的一众铁杆大臣，给消灭掉。而建文帝的首席笔杆子方孝孺，竟然被朱棣诛灭十族，株连被杀者达到873人。杀完建文余党，朱棣后期也没闲着，锦衣卫就是他重新恢复的，对待大臣只能比朱元璋更狠。
所以，明朝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从朱元璋开始，就一直没好过。
朱元璋对待开国元勋以及朝堂重臣，要多残忍有多残忍。而对于基层官吏，也是只能杀错不能放过。一起空印案连同郭桓案，就大明朝七八万官吏。蒙古人够残暴，但竞赛杀大臣，也只能甘拜下风。大臣不听话，我们蒙古人也就拿鞭子抽；你们大明是直接搞灭族的。这还怎么比？
殉国的皇帝崇祯呢？崇祯玩得更诡异，基本上气不顺，就要杀大臣出气，而且专杀朝廷重臣。整个大明朝总共也就杀了四个大学士，而崇祯一个人就干掉两个。兵部尚书，崇祯亲手杀掉五个。二品以上的大臣，崇祯亲手杀掉二十多个。皇太极突破长城、威逼北京之后，崇祯一气之下，就杀了几十个大臣出气。
关系的客体，不重要。
跟你结婚的这个人，其个人因素的影响强度只有5%。无论是西施还是东施，你只要选择了跟她过，那么，美得沉鱼、丑得作呕，都不足以让你暖如三春或冷若冰霜。
你自己的因素，很重要。
脾气坏就是人坏，不要给脾气坏的自己找借口。如果动不动就发火、搞家暴，没必要自欺欺人了，踏实承认：自己就是坏人。打不是亲、骂也不是爱，因为坏人都这么干。
但坏人却不一定没有好的夫妻关系。本身就是个十足的坏人，却偏偏能组建一个五好家庭。原因就是关系中的行为模式。
这个行为模式在夫妻之间，包括一下一些因素：感受到对方的忠诚、亲密、感激、爱、性、感受到对方的满意、、感受到对方的响应度、信任、投资，等等。
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幸福这种主观体验，却是被关系中的行为模式构建出来的。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也是构建出来的，并不是随机匹配出来的。换个人过日子、换个单位去上班，都不一定能让你的处境变好。因为你在关系中的行为模式始终不变。除非你换到了一个适合你的行为模式的人或单位。
个人关系中的这些行为模式，怎么才能落到宋明两朝的君臣身上呢？关键就是制度，制度就是土壤。没有这个土壤，好的行为模式无法构建起来。
除了夫妻关系的特有因素，如性，其他因素都可以公约为三个大类的问题：一个是感受到彼此的忠诚和信任；一个是妥善此处理彼此之间的；一个是营造眼中只有你的亲密关系。
第一个是关于对忠诚或信任的问题。明朝皇帝一直想获得，却一直无法获得。
宋朝皇帝最担心武将不忠诚，却一直能够感觉到文官的忠诚。所以，宋朝皇帝的防御重点是武将，如岳飞这些人。但对于文官，宋朝皇帝则一直非常信任。但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武将要防，文官更要防。
但朱元璋和明朝皇帝的认识，却是来自宋朝。宋朝是怎么亡国的？武将并不显著，因为武将一直被压制；文官祸国才是大症结，因为关键点上总有奸臣作祟。接下来就是元朝，元朝几乎分不清文臣还是武将，但大家就是一气胡折腾，基本没有元朝皇帝什么事。朱元璋已经誓师北伐了。而元朝大臣们还在你死我活地搞，完全无视朱元璋的存在，更不理会大元皇帝的生死。
所以，明朝从制度设计上就是一种对信任的拒绝。夫妻之间总是翻看对方手机，自然会产生裂痕，除非双方在感情上极不敏感。但明朝的皇帝却一直要翻看大臣的手机，而明朝的大臣也只能不停地窥探圣意。关键是，双方都非常敏感。
明朝的君臣之间，就没有信任可言。于是，明朝的皇帝，不仅收获不到大臣的忠诚，而且也感觉不到大臣的忠诚。
第二个是关于的解决。明朝的君臣之间，要么不起，而一旦起就是大。
宋朝的濮议之争，就是宋英宗这个养子，到底该不该管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叫亲爹的问题。这起在北宋足足干了十八个月，有三个大臣被赶出朝廷。但也就是十八个月，事情完了，就完了，谁也没再不依不饶。
而明朝的大礼议之争呢？也是一个皇帝到底该不该管亲爹叫亲爹的问题。明武宗无后，于是大臣们拥立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熜为帝。这就是嘉靖帝。跟宋英宗面临的问题一样，嘉靖帝到底该怎样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是皇考还是皇叔，是兴献王还是兴献帝。而这场斗争搞了多久？搞了将近三年，而且是从嘉靖一继位就开始搞。
时间持续长，还不是问题。问题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彻底崩溃。嘉靖帝始终认为大臣们全不是好人。所以，后期直接闭关修道了，你们玩你们的、我玩我的。嘉靖一朝任命了14个内阁首辅，但有9个都是给他写青词被提拔的。只要你哄我开心，我就让你当首辅，这就是嘉靖帝的逻辑。因为大礼仪之争，真的没有让这位皇帝开心。
同样的问题，宋明之间，为什么会是如此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宋朝的皇帝太怂，老朱家的皇帝太横吗？
宋英宗死的早，是一个原因。但关键是：宋英宗在濮议之争里，始终能够得到一股非常大的势力支持他。简单说就是英宗皇帝不是孤军奋战，自己后边有帮手，而且帮手还不弱。而嘉庆帝就太惨了，根本就没有帮手，一个人面对满朝百官。
所以，明朝皇帝但凡跟大臣发生，就是一帮大臣干皇帝。而皇帝呢？只能依靠一伙干大臣。原因就是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大明朝就没有一个宰相。宋朝皇帝换个宰相，就能给自己换一拨铁杆拥泵。而明朝皇帝就是换一堆大学士，也压不住大臣们。明朝的君臣，根本就没有折中方案。大家只能死命干，要么东风压到西风、要么西风压到东风。
第三个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形成。明朝的皇帝与大臣之间，就无法形成亲密关系。
这个不仅在制度上不能允许，就是在格局上也不能允许。
唐朝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能够构建出来吗？能。李世民有天策府的一众潜邸将领，而且还努力赢得了山东豪族的支持。这些人都可以直接与皇帝构建亲密关系。武则天则是启用寒门庶族打压阀阅豪族。唐玄宗前期的亲密盟友是贤相集团，后期的亲密盟友则是聚敛集团。但无论怎么跟谁结盟，唐玄宗总有一帮铁杆拥泵。他做了好事，有人给他鼓掌；他做了蠢事，有人给他台阶。安史叛军突破潼关，玄宗要四川，而杨国忠这个宰相立即给他牵马拉车。六军将士已经护着玄宗皇帝跑过渭水了，而满朝文武还以为皇帝要坚守长安。
这就是唐朝。政治集团中的不同派系，都在争着与皇帝建立亲密关系。但是，到了宋朝就麻烦了。因为宋朝的官员，基本上就是一类人，全是科举士大夫。但也可以，那就是宰相。宰相自带一伙人，始终能够成为皇帝的铁杆拥泵。金兵南下，宋徽宗要逃跑，童贯、蔡京这伙人立即充当马前卒，拉马的拉马、驾车的驾车，赶紧护着这个主子跑路。至于满朝文武、至于汴梁百姓，甚至徽宗的妃子儿子，全都不重要。在这些人眼里，只有宋徽宗这个皇帝最重要。
但明朝皇帝呢？李自成马上就要打到北京了。这时候该怎么办？首先是赶紧把吴三桂的关宁军调回来。但崇祯手下的两个内阁大学士，谁也不起草调兵诏书。因为他俩都担心远调关宁军会导致满清入关，而这个责任，谁也不想扛。不调兵也行，那就赶紧迁都。但是，连调兵的责任都不想扛的大明朝臣，谁又敢担迁都的责任？所以，明朝皇帝连个为虎作伥的奸臣，都找不到。
公元1644年4月22日半夜，在紫禁城里，一个中年男人，披头散发。他一会儿疯狂奔跑、一会儿驻足捶胸。这个人就是崇祯皇帝。唐玄宗还有杨国忠、宋徽宗还有蔡京，但崇祯身边却谁也没有。这时候，北京城就是他的监狱，他根本逃不出去。
原因是什么？在夫妻之间总有一个小三作祟，你能建立这个亲密关系吗？明朝的小三就是。这伙人的实力没有唐朝的宦官强，但收拾起大臣来，却比唐朝的宦官更凶猛。所以，明朝制度设计导致的结果，就是皇帝与满朝大臣直接对立。大臣之间，可能搞党争。但搞党争的大臣们，在对付皇帝这件事上，却出奇的一致。而明朝的力量格局则是皇帝拉着这个小三，死命地斗大臣。但小三虽然救不了皇帝，却可以在皇帝与大臣之间设置一道厚障壁。
南宋小皇帝赵昺，当时只有9岁。宰相陆秀夫背着他一起跳海。皇帝咱们必须死，宁死也不当亡国奴，老臣陪你一起死。而陪着小皇帝赵昺一起殉国的，还有十万南宋军民。
明朝崇祯皇帝，当时是34岁。他在紫禁城中哭天喊地的时候，大臣们已经盘算怎么向李自成投降了。而面对陈尸东华们的崇祯尸身，大臣们“睥睨过之”，斜着眼睛，鄙视中带着厌恶。
34岁的崇祯，在关系攻略上，还不如一个9岁的赵昺吗？
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大明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大明皇帝的行为模式。大明皇帝的行为模式决定了大明君臣之间的恶劣关系。君臣之间，就是一种恩断义绝、甚至贸首之雠。崇祯说：文臣个个可杀，而诸臣则是：既鄙视又厌恶。这既是崇祯之悲，又是大明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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