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说，鲁冠球告诉他，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

10月25日，常青树枯萎，鲁冠球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74年。

就一个月前，他学习《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后，刚写下千字文《时代契机，我们没有理由错过》：

回想我们这代人的创业梦，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东躲西藏，到在计划经济夹缝中“野蛮生长”，再到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以及全球化中无知无畏闯天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他像一个战士，走到自己的终点——坟墓，战甲未脱。

01.

千字文，如鲁冠球冥冥中给自己的人生提前做的总结：从“资本主义尾巴”，到“野蛮生长”，再到“异军突起”。

能走到最后能有几人？

鲁冠球确实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15岁当铁匠学徒3年，学成仅2月，被下岗，从此他开始阿甘式的创业。

他先是拿着110块钱为村里修自行车，后搞过粮食加工厂，还做过给农民做爆米花用的设备。“但个体经济那时很不好搞，我们的工厂要用电，但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我们厂换了七个地方。”

在搞米面加工厂时，就因被人指斥为办地下黑工厂而遭关闭，机器被廉价拍卖，他只好刚过世的祖父遗下的三间旧房，才3000元欠款。这几乎让他倾家荡产。

鲁冠球曾在向《企业家》口述时说：

以前这里躲，那里躲，还可以偷偷做。1967年“”一来，全都封掉了。

我们厂戴上了“红帽子”，挂上了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资产全部上交。当时我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块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全部交给大队。不能申辩，否则批评你搞资本主义。

即使这样，鲁冠球仍只是有惊无险。

其他人就没有他的幸运。

另一位1980年代风云人物“瓜子”年广久，曾三次入狱。一次是1963年，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因“投机倒把”的罪名入狱一年；另一次是1966年，因卖板栗被关了20多天。第三次被判了3年，后来无罪释放，但他已被关了30个月。

年广久生于1937年，大鲁冠球8岁，和1961年鲁冠球开自行车修理铺、粮食加工厂同时期做“资本主义尾巴”。

1956年“公私合营”，此后在整个，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集体消失。80多万原私营企业主失去了产权，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后称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他们多散居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城乡犄角旮旯，从事一些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以养家糊口。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前后。

02.

准确地说，是持续1984年。这一年，被公认为是企业家的元年。

就在一年前，1983年的时候，牟其中还曾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被收审。

再往前一年，有1982年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所谓“八大王”是温州柳市五金电器市场，出现了“五金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卖仟等8位名声在外的工商户。

其中，又以胡金林和郑元忠两人生意做得最大。1981年，胡金林的年销售额达到120万元，是柳市首富。

1982年初，全国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八大王”被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受到严重打击，有的被收审关押，有的“畏罪”。

一直处于险境的鲁冠球，艰难自少不了，但没有大难。为什么？

1969年，鲁冠球邻居一位姓夏的老伯告诉他，中央发了一份文件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公社农机修配厂。他赶紧入社，然后拿着4000元拉着6个农民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这就是万向集团的前身。这个叫乡镇企业的厂，虽然不在”计划内“，但总算是戴上了顶“红帽子”。

▲1972年的萧山宁围农机厂只是一个只有7名员工的84平米铁匠铺

所谓乡镇企业，当时很多情况是个人出钱，但挂着“乡镇企业”的“红帽子”规避风险，鲁冠球他们当然也是。后来很多人因此被赶出企业，或者备受产权不清之扰。

即使如此，鲁冠球后来自己回忆说：

那时候，乡镇企业叫五毒俱全。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有的人瞧不起你，有的人是怕你，不敢和你接触。

不过，或许正是这顶“红帽子”，让鲁冠球一次次躲过劫难,在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东躲西藏中存活，在计划经济夹缝中“野蛮生长”。

如今的80后90后创业者说九死一生，那都是单纯的商业层面的。鲁冠球要面对远不止商业江湖的险恶，还有比后来“84派”碰到的更为险恶的路线、是非问题。

所谓“84派”，由柳传志一次听陈东生大谈“92派”时，一句的企业家“还有我们84派”而起。一般来说，鲁冠球、柳传志、宗庆后、李东生、任正非、张瑞敏等，都被列为“84派”的代表人物。

03.

“84派”也面临艰险。因为1984年前后，是最迷茫的时代，至少商业是这样。

这时，步鑫生闯入了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时代性的标签。

1980年，裁缝出生的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他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让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全省一流的专业衬衫厂。

步鑫生当年做的，现在看来不新奇：

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你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

抓质量，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这句话曾风靡一时。

规定请假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他来决定是否补贴。

每年要开订货会，对来参会的人包吃住行，每年大约要花8000多元。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数目。

做品牌，步鑫生常说：“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

讲工作效率和速度。

吴晓波后来写到：

人尤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 1969 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 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

张瑞敏1985年砸冰箱，让海尔“一砸成名”。其实，1983年的时候，鲁冠球就曾因为质量问题砸过43万的万向节，亲自带着员工把不合格产品背到废品站，几分一斤卖掉。为此，拖员工工资半年发不出来。

当时的步鑫生因改革很快成为改革先锋。他1984年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鲁冠球要等到第二年。

1983年11月16日，《》刊登了新华社《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一文，并以编者按的形式披露*胡公*的批示。后来步鑫生受到质疑，浙江省工作组进驻调查。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配发“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长篇按语。当时有统计，《》自创刊到那时，报道量第一的先进人物是，第二就是步鑫生。

1984年，短短2个月，全国各地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的人数达2万多人。

几年之后，海盐衬衫厂出现问题。1988年的1月，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浙江省宣布免去职务。

步鑫生的光环褪去。

步鑫生后来自嘲说：1988年事情多，火车相撞，飞机坠毁，闹洪灾，还有就是：我被免职了。

当时确实是这样。

鲁冠球也一直有些愤愤不平，在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允许失败，这怎么干?谁还敢探索？”

也就是在这一年，鲁冠球给步鑫生汇了两次款，一共500元，以接济刚刚被免职的步鑫生。

但步鑫生也像是一个把坟墓视为终点的战士。

▲80岁时的步鑫生

1989年春，他应邀在北京组建皇家衬衫厂并任厂长，次年这家厂的衬衣在北京市场销量居第一。随后，他先后担任上海申佳公司、辽宁盘锦服装厂厂长。1993年，60岁的他在秦皇岛创立步鑫生制衣有限公司。

但终归再没有达到80年代的辉煌。

2001年，步鑫生被查出肾癌，算是正式退休。他不愿回到伤心地家乡海盐，选择在上海定居。80岁时，仍每天读书看报写字，偶尔出门会友。直到2014年6月8日，他结束26年的漂泊回到故乡海盐，算是叶落归根。

04.

1980年代，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河北石家庄的马胜利。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大字报”的作者就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

领导说他要“抢班夺权”，“野心大暴露”，但工人拍手称快。

当时国家给石家庄造纸厂当年下达的年利润计划是17万元，厂领导不敢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马胜利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最后，石家庄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

当年，厂盈利140万元。1985年7月26日，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

1987年，马胜利雄心壮志，喊出要承包20个省、100家造纸企业，后来果然实现。很多纸厂找到马胜利，要求承包。1988年1月19日“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

为此，马胜利曾4次受到邓公接见，1986年和1988年两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人两次获此荣誉。各种荣誉证书装了16皮箱。

像步鑫生一样，马胜利迅速盛极而衰。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4年，挂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那块“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勒令拆除。

1995年，当时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

退休后，马胜利躲在家里，三个月没有下楼。曾与妻女4人拥挤在两间陈旧狭小的平房、每月领130元退休养老金的艰难日子。 1999年，解决国务院特殊津贴，月收入提到930元。

1996年11月，他在石家庄火车站北边的清真街上开过“马胜利包子铺”，还亲自吆喝：“卖包子哟，一元钱两个！又大又香的牛肉包子！”

或许是他也

把坟墓视为终点，或许是为生活所迫，又或许是泄心中不平，马胜利没有停歇。

1998年的时候，他开始卖纸，办起马胜利纸品经销公司，次年又雄心勃勃地开始谋划组建马胜利造纸厂。他给产品取名为“援旺”牌(“冤枉”的谐音)、“六月雪”牌餐巾纸，即使这些商标都无法注册。

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

1998年的时候我开始卖纸，卖什么冤枉牌卫生纸，什么窦娥牌餐巾纸，为什么？我也怨气十足，我老马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十几年，我连一个星期天都没歇，我老马真是屁股没坐错过地方，钱没进错过口袋，清清白白干了一辈子，最后落下来我去卖包子，很惨，特别惨。

当然，最后都不了了之。

2004年，杭州，10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西湖论剑”，他们都是首届优秀企业家，据说巨大的落差让他“泪洒西湖”。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也在场。

当年3月19日，同是首届优秀企业家的汪海，签署任免令，成立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聘任马胜利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马胜利的新闻发布会上，现场挂起的横幅名为“双星老汪‘包’老马”。

新公司由双星全资注册，马胜利任法人代表，实行承包责任制。

此时，62岁的马胜利穿上了西装扎了领带，“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

但几个月之后，“双星老汪‘包’老马”没有了下文，说法各异。

有人说，这是汪海为了“救助”马胜利。只是，，来得更巧妙，更容易让人接受。

▲1984 年，鲁冠球花 8000 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在承包上，鲁冠球也要早于马胜利。

1983年的时候，中央下发了3个文件。1号文件说农村土地可以承包，但企业不能承包。到了3号文件，企业也可以承包了。据鲁冠球后来回忆，当时县里开大会，县委书记刚念完文件，他马上站起来说要承包企业。在萧山，他是第一个。

不过，鲁冠球要比马胜利低调得多。他甚至把自己应得的 25 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当时，鲁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

这为鲁冠球后来的腾挪做了好的铺垫。

1987 年，只上过小学但一生读书看报学习不辍的他，在大学教授的辅导下，在一篇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中：

国营企业的整体素质比乡镇企业高，技术力量比乡镇企业强，为什么有些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反而低于乡镇企业？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两权分离的问题，在分配形式上没有彻底打破‘大锅饭’，还没有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而乡镇企业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当年 10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

这时正是马胜利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而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

于是，从“企业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鲁冠球进而提出了“花钱买不管”。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元，然后与镇谈判，提出将其中的 750 万元归乡，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的利益以基数定额、逐年递增的上缴利润来体现。

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又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

在1980年初期，松绑要权，是国企业厂长经理的最迫切要求。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的——《请给我们松绑》。这成为当年度最具轰动性的商业事件。信中说：

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

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松绑无非三条：一是人事权；二是财权；三是企业自营权。

而鲁冠球以更巧妙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早在1984年，他就以企业名义要求实行股份制。没获批准后，开始让内部职工入股。

所以，鲁冠球被认为是最早有产权意识并觉醒的企业家。

同时，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这和当年王石相似，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这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的可能性。

后来，无论是柳传志的联想，还是其他企业，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05.

李经纬和他的健力宝即是一例。

他也是在1984年创力的健力宝，随后一手把它推到“魔水”的地位，成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1990年，又和李宁创建了“李宁”品牌。他曾经的辉煌，鲜有人能及。

但他最终倒在产权上，或者说，因历史埋下的产权隐患而与三水产生罅隙，最终倒下。

2011年8月，在司法史上出现一次很特别的庭审，临时法庭就是病房外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会客室，3名法官、2名检察官、2名律师、2名速记，受审的是李经纬，是坐在轮椅上受审的。随后，他被有期徒刑15年。2002年他已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健力宝被卖给了一个叫王海的“气功”大师。签约九天后，李经纬突发脑溢血，自此之后，一病不起。随之，健力宝也一病不起。王海则成了另一起备受关注的公案。

2013年4月22日，李经纬在故乡——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因病离世，享年74岁。

他对身后事的唯一一次交代，是在一次和常陪伴他的原健力宝镇江厂厂长陆德仁聊天中。甚少提及病痛的李经纬那天突然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死了比活着舒服”，未了又加一句，“最好能让我睡觉着走。”

2015年6月6日，落叶归根的步鑫生在自己的家乡海盐去世，享年82岁。

生前，他回海盐时曾顺道到杭州参观了浙商博物馆。在馆内名为“英雄背影”的展区，他看着自己当年做厂长时的老照片，思绪涌动，细细端详。回到阔别26年的家乡海盐定居时，他将自己收藏的字画、印石和全部证书、信件等物品捐献给了当地。

捐献的信是他在2013年动手术前一天傍晚拿出来的，一共三封。第一封信是给海盐县的，即捐献；第二封信给医院的领导，他让医生大胆地动手术，万一有问题跟医院无关。第三封信写给子女，说万一手术不成功，千万不能责怪医院和医生。

可以看出，那时的步鑫生是平静的。

此前一年，2014年2月6日晚，马胜利也因病在石家庄位一座普通居民楼内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

据说，离世之际，不少市民自发为他送行。他或许带着些许不服和怨气。

已年过80的年广久应该还在卖他的瓜子。60多岁的时候，他第四次结婚，并有了第4个儿子。71岁的时候，遭遇伤子之痛——大儿子年金宝神秘死亡。

▲年广久和妻、子

2000年前后，老来得子的年广久曾将商标权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并退出江湖，却引来二儿子年强的反驳，兄弟间由此引发官司。本来没有产权之忧的年广久，竟然也遇到国企、乡镇企业常见的产权难题。

对于年广久，冯仑曾撰文说：企业家不能像年广久，光换老婆不换组织。

上世纪80年代，来自萧山、海盐、石家庄、芜湖、三水、温州柳市等小地方的鲁冠球、步鑫生、马胜利、年广久、李经纬和八大王，成为时代的标签性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上演悲喜故事。

鲁冠球一路走来，处处艰险，步步惊心，但相比他人，相对平坦。

曾与鲁冠球齐名，有所谓“北有禹作敏，南有鲁冠球”之说的禹作敏，曾说：“你们老鲁很狡猾”。禹也因罪获刑20年，1999年刑期未满去世。

狡猾，换作褒义词，是智慧。

相对更平淡的鲁冠球，风起云涌间，建起千亿工业帝国。

早在1992年，鲁冠球就让21岁的儿子鲁伟鼎走向前台，出任万向集团副总裁。数十家海外公司，则是女婿一手建立、收购和掌管。

如今，他走到了战士的终点——坟墓，留下一个万向，和一个时代。

▲爱笑的鲁冠球

在农村开什么加工厂好？

在农村开办小作坊式加工厂或者注册公司，以现代企业制度去生产加工都是可以的，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产业发展，原料可以就地转化，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那么在农村开什么加工厂好呢？我觉得应该因地制宜，找最适合的加工项目来做。

以我的老家，塞北的一个小山村为例，谈一下我对农村开办加工厂的一点见解：

1.生产什么，加工什么，由原料形成的加工厂类型。

我们当地的种植结构以莜麦、胡麻、小米、土豆为主。因为种植的多，总产量也不低，怎么去消化这些产量呢，除了卖掉一部分，有头脑的，就在本地建立小型加工厂，为村民来料加工，也有做的规模比较大的，收来粮食，自己加工出售。

所以村里出现了很多磨面的，榨油的，碾米的加工作坊，无一例外，生意都挺好。

这些小作坊式的加工厂，就地消化原料，解决劳动力，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加工。

2.二次加工类型的工厂。

农村日常所需的一些产品，好多都适合在农村二次生产出售。比如卫生纸加工厂、筷子加工厂、编织袋加工厂等。这些都是农村比较实用的加工项目，投资也不算太大，农村便利的场地条件，富余的劳动力，就地消化的市场，都为这些加工厂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加工卫生纸的，附近的村民都直接去厂子里买，周围的便利店、小卖部都卖有他厂子的卫生纸，昼夜加工，效益很好。

3.以人员结构为类型的加工厂。

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有一些人就瞄准了农村的这个现状，建立了一些小作坊式的加工厂，专门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岗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工作，轻轻松松获得一份额外收入，他们很乐意干。

我们当地有纳鞋垫的传统，农忙过后，家家户户都要纳鞋垫，送亲人，送朋友。当时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爱好，后来慢慢做大，变成了产业。这个就非常典型，根据自己的时间，农忙时忙自己的，闲下来做做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工人基本都是留守妇女。

以上的三种类型，就是我们当地最常见的，从发展来看，也是最好的。

从全国来看，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具体发展什么产业好，因地制宜更合适。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欢迎大家讨论。

我是“旗甲生态农庄”，欢迎批评指正，不甚感激。